Daisypath Anniversary Years Ticker

Saturday, July 26, 2008

Bali 度蜜月:愉快的第二天

哈!终于有个好觉了, 度假的心情是不一样的,爽啊!
今天的行程:Tanjong Benoa (水上活动),Garuda Wisnu Kencana文化公园 , Uluwatu Temple 然后到Jimbaran Bay 享受咱们的浪漫晚餐。 虽然早上下起雨来,但这绝对不影响我们愉快的心情。


这是去Tanjong Benoa路途上拍到的Careefour, Bali 并不是的Ulu地方哦!

终于到了目的地:Tanjong Benoa,这儿海上活动应有尽有,价钱全都是用美金算的,但杀了价,价钱还是很合理。但我们俩并没有参与刺激的海上活动,我们只用了大约USD18((相等于RM58)去参观这儿的Turtle Island…

去Turtle Island 海上拍到的Flying Fish,它号称是全世界为一有的海上活动,看起来相当不错,下次再来吧 :)


这儿的水域绝对输给Redang ,其实外国游客讲的对,
Malaysia 的热带水域都是不错的,全都是顶呱呱的哦!


Turtle Island 上的受保护动物:海龟,蝙蝠…那儿的导游说:自从Bali 被恐怖分子袭击后,这些保护动物的基金明显少了很多。保护动物从你我开始哦,我们捐了我们一些的心意就离开了Turtle Island。


走过弯弯的小路,终于到了Garuda Wisnu Kencana文化公园, Garuda 是印度神話中毗湿奴 (Wisnu)骑大鹏金翅鸟,是当地Bali从以前到至今的深入民心的神话

在这儿遇到一班来自印尼首都Jakarta的小朋友,在我的促使下,我要求他们一、二、三跳起来:Timing拍到不是很好,但大家都很开心(来自Jakarta的小朋友英语讲得很不错)。

这张Timing够好了吧!谢谢小猫咪“突然”超好的拍照技术@_@
这儿有间以简单漫画为主的服装店,很创意,我喜欢!


刚巧遇到两位准备表演的小女孩,看!她们笑得多灿烂。

这是Bali著名的Barong。Barong代表仁慈善良的古代动物。

Bali到处不乏都有类似的创意艺术品,我很喜欢。

但。。。但。。。但。。。为何Bali何时出现Spiderman?
你看他无辜的眼神,相信Spiderman现在很失落,所以才来Bali度假,并且找到一份Partime(把水管和玻璃瓶分类),也是另一个对人类有益的任务。
我劝他休息,但他却说这是命运!!!
With greater power, come with the great responsibility

Uluwatu Temple 是处于Bali 南部山崖旁的一个神庙,这里的猴子更本不怕人,而且喜欢攻击人,在这儿要小心哦,最好有个导游陪伴。



哇!这儿的风景好美,也很凉爽。


这儿就是Bali 第二次的爆炸地点:Jimbaran Bay;
Jimbaran是很适合情侣享用浪漫晚餐的地方。

这儿也可以看到日落。愉快的一天就这样快到了尾声。

Tuesday, July 22, 2008

Bali 度蜜月:休闲的第一天

五月Bali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刚巧这时也是我工作最压力的时候,所以它简直是我梦里的仙境。忙完我们的生活重大历程:婚礼,接着下来是个更精彩旅程:五天四夜的度蜜月,哈哈,终于有个休闲及快乐的假期。

谢谢家人愿意抽空载我们到LCCT
我们出发了,YEAH…

到了咱们的HOTEL,感觉受到英雄式的欢迎

到Bali第一件事:马上到附近的市集走走,有谋搞错啊!哈哈。

INI BARU PRO….I like it...

哦!我的眼睛亮了,Bali,我来咯!

这是艺术吗?

这也是艺术吗?KECUALI ANJING? 狗大完?
在这尿尿的人是狗吗?不明白!!!

结果我去问狗,但它很骄傲,不理我。我猜想Bali的狗真的大完!!!

这儿的妇女都喜欢用头顶东西。我们跟踪了她一阵子,真的不会倒呢!!!


在这儿怎能不到Bali地标:HardRock Bali

大约在Kuta Town 走了一阵子,发现其实离hotel很远了,
刚巧遇到一辆马车。 在没问价钱下就上了车;
结果那短短的路程花了我们200K Rupiah (相等于RM70)
不值得,不值得,以后到Bali,花钱前记得问价钱,然后再杀价哦!

Wednesday, July 9, 2008

DECLARATION (TRUE OR NOT?)

Malaysia’s politic recent day is very ‘funny’, News everyday is full of surprise and changeable…look like somebody is easy to control the happening and next happening. It is start annoyed to see this below news. Not matter below message is true or not? I just want to keep it as a HISTORY.

IF Malaysia is keep going this condition (POLITIC), Public disappointed and trust will drop into deep.

Don’t so serious to see bottom declaration (i believed this is original, haha)!!!

Source:
http://malaysiakini.com/news/85524

巴拉苏巴马廉宣誓书全文
我,巴拉苏巴马廉(Balasubramaniam a/l Perumal,左图)是成年的马来西亚公民,诚恳地做出以下宣告:

1. 我在1981年加入大马皇家警察部队,成为一名巡警。之后,我晋升为巡伍长,最终在1998年从政治部离开警队。

2. 离开警队后,我成为一个独立私家侦探。

3. 大约在2006年6、7月,阿都拉萨巴金达(Abdul Razak Baginda)雇用我10天,负责每个工作天从早上8时至下午5时,在其坐落在安邦路的天然胶大楼(Bangunan Getah Asli)办公室,负责保护他的安全。他当时显然受到第三者的骚扰。

4. 我在工作两天半后就辞职了,因为我没有获得任何妥当的指示。

5. 不过,阿都拉萨在2006年10月5日重新聘用我,他当时显然收到一名华裔、自称陈姓助理警监男子的骚扰电话,他威胁阿都拉萨,要后者还债。我后来发现,这名男子其实是一名称为洪(Ang)的私家侦探,他受雇于一名蒙古女郎阿旦杜亚(Altantuya Shaaribuu)。

6. 阿都拉萨巴金达担心,是一名蒙古女郎阿旦杜亚在背后威胁他,而且将在不久后来马,同时企图联络他。

7. 阿都拉萨告诉我,他担心的原因是,有人曾劝告他,阿旦杜亚已经获得蒙古“巫师”的法力,所以他绝不可以再见到她的脸。

8. 当我询问这蒙古女郎到底是谁,阿都拉萨告诉我,她是一名朋友。阿都拉萨通过一名重要人物而结识她,这名人士要求阿都拉萨在经济上照顾她。

9. 针对自称为陈姓助理警监的华裔男子的恐吓电话,我劝他向警方报案。不过,他拒绝了,他告诉我,其中涉及了一些大人物。

10. 阿都拉萨继续告诉我,阿旦杜亚是个大骗子,有轻易说服别人的本事。她据说有很大的金钱需求,而阿都拉萨甚至为她在蒙古买了一栋房子。

11. 之后,阿都拉萨让我听她的一些电话留言,这些留言中,阿旦杜亚要求他还清已到期的债务,否则将对他不利,并且骚扰他的女儿。

12. 如此一来,我也需要同时保护他的女儿罗薇娜(Rowena)。

13. 在2006年10月9日大约早上9时半,我接到阿都拉萨的一通电话。他表示阿旦杜亚已在他的办公室,同时要求我马上到他的办公室。由于我正在进行监视工作,我因此派遣我的助手苏拉斯(Suras)到阿都拉萨巴金达的办公室。我随后才过去那里。苏拉斯成功控制状况,同时说服阿旦杜亚和随行的两名朋友离开。不过,阿旦杜亚留下了一纸便条,便条纸源自马来亚酒店,她用英文写,要求阿都拉萨通过她的手机联络她(其上有电话号码),她也写下了她的房间号码。阿旦杜亚自我介绍“阿米娜”

14. 阿旦杜亚向苏拉斯自我介绍是“阿米娜”(Aminah,译注:阿旦杜亚的别称),并且表示,她到来是为了探视自己的男友阿都拉萨。

15. 不过,这3名蒙古女郎在翌日中午12时左右,再度造访阿都拉萨在安邦路天然胶大楼的办公室。他们没有进入该大楼,不过却再次告诉苏拉斯,他们要见阿米娜的男友:阿都拉萨。

16. 2006年10月11日,阿米娜独自造访阿都拉萨的办公室,同时交给我一张便条,请我转交给阿都拉萨。我也照做了。阿都拉萨巴金达给我看该便条,她基本上要求他马上致电。

17. 我建议阿都拉萨,如果阿米娜继续骚扰他,安排把阿米娜逮捕是比较明智的做法,不过他却拒绝了,认为一旦她的钱用光,她就会返回蒙古。

18. 在此同时,我也安排苏拉斯在马来亚酒店展开监视,监控这3名蒙古女郎的动向,不过她们认出了苏拉斯。显然她们跟苏拉斯交了朋友,有几个晚上,他更在她们的房间过夜。

19. 当阿都拉萨发现苏拉斯和阿旦杜亚逐渐熟络后,他叫我把他从马来亚酒店中拉出来。

20. 在2006年10月14日,阿米娜前往阿都拉萨位于白沙罗高原的房子。我当时虽然不在场,但是阿都拉萨通过电话告知我此事,我于是马上赶到他家。当我一抵步时,我发现阿米娜在该所房子前的篱笆外高喊:“拉萨,你这混蛋,快给我出来”。我于是试图稳住她的情绪,但是却不可行。我惟有报警,警方后来派出两辆巡逻车到现场。我向警方解释了当时的情况,警方于是把阿米娜带到十五碑的警局。

21. 我乘一辆德士,跟随警车前往十五碑警局。我叫阿都拉萨和他的律师迪仁(Dirren)向警方投报此事,但被他们拒绝。

22. 当我在十五碑警局时,阿米娜的私家侦探洪忠明先生(Mr.Ang)也随后抵步,我们相互讨论此事。他们要我向阿都拉萨提出一些要求,包括支付他们50万美金和3张飞往蒙古的机票,这显然是在巴黎交易中,至今还欠阿米娜的佣金。

23. 阿米娜在这阶段已经冷静下来了。十五碑警局的一名女警劝告我离开该地,并友善地解决此事。

24. 我接着把阿米娜的要求,转告了阿都拉萨,并告诉他,我对于他们刚才没有支持我报警一事,感到失望。我们讨论良久,我向他提出我希望退出这份工作。纳吉说阿米娜愿意进行肛交

25. 在讨论过程中,阿都拉萨为了说服我继续留下,告诉了我以下这些事情:
25.1 他是在新加坡的一个钻石展上,通过拿督斯里纳吉的介绍,认识了阿米娜。
25.2 拿督斯里纳吉告诉阿都拉萨,他曾跟阿米娜发生过性关系,而后者也愿意进行肛交。
25.3 拿督斯里纳吉要求阿都拉萨好好照顾阿米娜,因为他现在已贵为副首相,他不希望再被阿米娜所骚扰。
25.4 拿督斯里纳吉、阿都拉萨和阿米娜3人,曾经在巴黎共进晚餐。
25.5 阿米娜要阿都拉萨支付她一笔钱。阿米娜认为,她有权获得一笔50万美元的款项,作为她在巴黎协助完成一项潜水艇交易的佣金。

26 在2006年10月19日,我到阿都拉萨位于白沙罗高原的住家,执行我的夜班工作。我如常地把我的车子泊在屋外。我看到那里有一辆黄色的普腾将相(Proton Perdana)德士,车上有3名女人,其中一人是阿米娜。那辆德士U转后,在屋前停下,那些女人把车窗绞下,并祝我“屠妖节快乐”。然后,那辆德士驶离该地。

27 大概20分钟后,那辆德士驶返,但车上只剩下阿米娜1人。她步出德士后,走过来向我谈话。我发送了一则手机短讯给阿都拉萨,通知他“阿米娜在这里”。我过后收到阿都拉萨的回复短讯,他指示我“拖着她,直到我的人马到达为止”。

28 在我和阿米娜的谈话中,她告诉了我以下事情:
28.1 她是在新加坡和拿督斯里纳吉一起时,认识了阿都拉萨。
28.2 她曾经跟阿都拉萨和拿督斯里纳吉,在巴黎共进晚餐。
28.3 她曾被承诺,可获得一笔总值50万美元的佣金,作为在巴黎完成一项潜水艇交易的酬劳。
28.4 阿都拉萨曾经在蒙古买了一所房子给她,不过她的兄弟后来把房子重贷(refinance)出去,她需要一笔钱来赎回房子。
28.5 她的母亲患病,她需要钱来支付母亲的治疗费用。阿米娜曾在韩国和拉萨结婚
28.6 她曾在韩国和阿都拉萨结婚,因为她的母亲是一名韩国人,而父亲则是蒙古人和中国人所生的混血儿。
28.7 她询问我,如果我不允许她会见阿都拉萨,是否能代为安排,让她会见拿督斯里纳吉。

29. 我跟阿米娜谈了大概15分钟,过后一辆红色的短尾普腾赛佳(Proton Aeroback)抵达该地,车上载有1名妇女和2名男子。我现在知道这名女子就是伍长罗哈妮扎罗斯兰(Rohaniza),而两名男子则是阿兹拉(Azilah Hadri)和西鲁(Sirul Azahar)。他们当时都身穿便服。阿兹拉当时朝我走来,而另两人则呆在车内。

30. 阿兹拉问我,那名女子是否就是阿米娜。我回答说“是的”。过后阿兹拉就走开了,并用手机拨打了几通电话。10分钟后,另一辆车子,一辆蓝色的普腾赛佳缓缓驶抵。该辆车由1名马来男子所驾驶,司机座的窗口已经绞下,而那名司机正望着我们。

31. 阿兹拉告诉我,他们将会带走阿米娜。我通知阿米娜,他们要逮捕她。另外两人然后离开红色的普腾汽车,交换座位,让一巡伍长罗哈妮查和阿米娜坐到后面,而他们俩则坐在前面。他们开车离开,而这次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阿米娜了。

32.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阿都拉萨并不在家。

33. 2006年10月19日以后,从晚上7时至翌日早上8时,我继续在阿都拉萨坐落于白沙罗高原家里工作,因为他继续收到一名称为“艾米”(Amy)女子的恐吓短讯。艾米显然是“阿米娜”在蒙古的表妹。

34. 2006年10月20日,阿米娜的两名女性朋友出现在阿都拉萨的家里,询问阿米娜的下落。我告诉她们,她已经在之前一晚被逮捕了。

35. 过了几个晚上后,这两名蒙古女子、洪忠明和另一名称为“艾米”的蒙古女子出现在阿都拉萨巴金达的家里要找阿米娜,他们相信阿米娜被囚禁在那里。

36. 这引起了一阵骚动,我因此报警。警方不久后开着一辆警车抵达。另外一辆警车随后也到来,他是来自金马警局的警官,负责调查这些蒙古女子之一,我相信是艾米,所投报的失踪人口案。

37. 我打电话给当时在家里的阿都拉萨,通知他前门所发生的状况。他后来致电给慕沙沙菲里副警监(Musa Safri),然后再回电给我,告诉我慕沙沙菲里将打电话到手机,并且要我将手机交给该名来自金马警局的警官。

38. 我之后就在我的手机接到了慕沙沙菲里打来的电话,我将手机交予该名来自金马警局的警官。他们的对话大约有3至4分钟,之后探员叫那些女子离开,并且在明天去找他。

39. 2006年10月24日,或者前后,阿都拉萨指示我陪同他到十五碑警察局。他接到劝告,针对这些蒙古女郎的骚扰向警方报案。

40. 在此之前,艾米曾传短讯给我,跟我说她将跟蒙古领事一起到泰国,针对阿米娜的失踪进行报警。显然她也将同样的短讯传给了阿都拉萨。这是为何他告诉我,他受人劝告去报警。

41. 阿都拉萨告诉我,慕沙沙菲里副警监指示他去找一个依德里斯(Idris)副警监,他是十五碑警局的刑事部主任。依德里斯后来又要他去找东尼(Tonny)助理警监。

42. 当阿都拉萨在十五碑警局,当着东尼助理警监的面前完成报案后,后者要求他录取口供,不过阿都拉萨拒绝了,因为他要出国。不过,他答应准备一份书面口供,并且将一个拇指碟(thumb drive)交给东尼助理警监。根据东尼助理警监给我的说法,我知道阿都拉萨没有这样做。

43. 不过,东尼助理警监在隔天反要求我提供口供,而我也这样做了。

44. 我在2006年10月26日停止跟阿都拉萨打工,而在同一天,阿都拉萨一个人离国前往香港。

45. 2006年11月中,我接到东尼助理警监的电话,他从汉都亚路(Jalan Hang Tuah)的警察总部打来,要求我为阿米娜案去见他一下。当我抵达那里,我马上在刑事法令第S.506非法恐吓条款的罪名下被逮捕。

46. 我随后被关到牢房内,准备扣押5天。在第3天,我获得保释。

47. 2006年11月底,警察总部的D9部门派探员来到我家,并且将我押送警察总部。当我抵达时,我被告知我已经在刑事法令第S.302谋杀条款的指控下被捕。我被关到牢房内,准备扣押7天。

48. 我被转送到武吉啊曼,我在那里接受盘问,他们问我关于一则阿都拉萨在2006年10月19日达传给我的短讯。这则短讯写着“拖延她,直到我的人抵达为止”。他们显然从阿都拉萨的手机拿到这则短讯。有关纳吉的口供详情全被剔除

49. 他们接着连续7天,每天从早上8时半至下午6时不断地录取我的口供。我告诉他们我所知道的一切,包括阿都拉萨巴金达和阿米娜所告诉我的一切,关于他们跟拿督斯里纳吉(Datuk Seri Najib Tun Razak)的关系。不过,当我准备签署我的口供书的时候,这些详情已经被剔除。

50. 我在莎亚南高庭对阿兹拉、西鲁和阿都拉萨巴金达的审讯中提供了证据。检控官没有问我关于阿米娜跟拿督斯里纳吉的关系,或者我从慕沙沙菲里副警監所接到的电话,而我相信,他是拿督斯里纳吉和/或他太太的随扈(aide-de-camp)。

51. 在阿都拉萨被捕当天,在凌晨6时30分时,我与阿都拉萨,身处其律师的办公室,阿都拉萨告诉我们,在前一日傍晚,他已经向纳吉发了一则短讯,因为他不相信他将会被逮捕,但是却并未接获任何回应。

52. 过了不久,在早上7时30分,阿都拉萨收到纳吉的短讯,向我和其律师出示有关短讯。有关短讯写着,“我在今早11时见过总警长,问题将会被解决...保持冷静”。

53. 据我所知,阿都拉萨於同一天早上,在其位于安邦路的天然胶大厦被捕。

54. 这份法定宣誓书的目的是:
54.1 针对有关当局的阿旦杜亚命案的调查手法表示我的不满。
54.2 提醒有关当局,除了这三名被告之外,极有可能还有其他的人涉及蒙古女郎命案。
54,3 敦促有关当局马上重新开启针对蒙古女郎命案的调查,以便任何新的证据能够提呈上庭。
54.4 强调我作为一名曾经服务长达17年的马来西亚皇家警察成员,我很肯定,若之前没接获来自上司明确的指示,任何一名警员都不会对一个人的头部开枪或炸毁他们的身体。
54.5 我也关注,若在阿旦杜亚案中被提控谋杀的被告阿兹拉及西鲁不必自辩论的话,他们将不必宣誓或供出究竟是从何接获命令,以及究竟是谁下达命令给他们。

55. 我是根据1960年宣誓法令作出宣誓,并相信这份宣誓书的内容是真实的。

巴拉苏巴马廉
2008年7月1日


巴拉苏巴马廉宣誓书英文原文:
STATUTORY DECLARATION

I, Balasubramaniam a/l Perumal ... do solemly and sincerely declare as follows:

1. I have been a police officer with the Royal Malaysian Police Force, having joined as a constable in 1981 attached to the police field force. I was then promoted to the rank of lance corporal and finally resigned from the police force in 1998 when I was with the Special Branch.

2. I have been working as a freelance private investigator since I left the police force.

3. Sometime in June or July 2006, I was employed by Abdul Razak Baginda for a period of 10 days to look after him at his office at the Bangunan Getah Asli, Jalan Ampang between the hours of 8am to 5pm each working day as apparently he was experiencing disturbances from a third party.

4. I resigned from this job after 2? days as I was not receiving any proper instructions.

5. I was however re-employed by Abdul Razak Baginda on the Oct 5, 2006 as he had apparently received a harassing phone call from a Chinese man calling himself ASP Tan who had threatened him to pay his debts. I later found out this gentleman was in fact a private investigator called Ang who was employed by a Mongolian woman called Altantuya Shaaribuu.

6. Abdul Razak Baginda was concerned that a person by the name of Altantuya Shaaribuu, a Mongolian woman, was behind this threat and that she would be arriving in Malaysia very soon to try and contact him.

7. Abdul Razak Baginda informed me that he was concerned by this as he had been advised that Altantuya Shaaribuu had been given some powers by a Mongolian ‘bomoh’ and that he could never look her in the face because of this.

8. When I enquired as to who this Mongolian woman was, Abdul Razak Baginda informed me that she was a friend of his who had been introduced to him by a VIP and who asked him to look after her financially.

9. I advised him to lodge a police report concerning the threatening phone call he had received from the Chinese man known as ASP Tan but he refused to do so as he informed me there were some high-profile people involved.

10. Abdul Razak Baginda further told me that Altantuya Shaaribuu was a great liar and good in convincing people. She was supposed to have been very demanding financially and that he had even financed a property for her in Mongolia.

11. Abdul Razak Baginda then let me listen to some voice messages on his handphone asking him to pay what was due otherwise he would be harmed and his daughter harassed.

12. I was therefore supposed to protect his daughter Rowena as well.

13. On Oct 9, 2006 I received a phone call from Abdul Razak Baginda at about 9.30am informing me that Altantuya was in his office and he wanted me there immediately. As I was in the midst of a surveillance, I sent my assistant Suras to Abdul Razak Baginda’s office and I followed a little later. Suras managed to control the situation and had persuaded Altantuya and her two friends to leave the premises. However Altantuya left a note written on some Hotel Malaya notepaper, in English, asking Abdul Razak Baginda to call her on her handphone (number given) and wrote down her room number as well.

14. Altantuya had introduced herself to Suras as ‘Aminah’ and had informed Suras she was there to see her boyfriend Abdul Razak Baginda.

15. These three Mongolian girls however returned to Abdul Razak Baginda’s office at the Bangunan Getah Asli, Jalan Ampang again, the next day at about 12 noon. They did not enter the building but again informed Suras that they wanted to meet Aminah’s boyfriend, Abdul Razak Baginda.

16. On Oct 11, 2006, Aminah returned to Abdul Razak Baginda’s office on her own and gave me a note to pass to him, which I did. Abdul Razak Baginda showed me the note which basically asked him to call her urgently.

17. I suggested to Abdul Razak Baginda that perhaps it may be wise to arrange for Aminah to be arrested if she harassed him further, but he declined as he felt she would have to return to Mongolia as soon as her cash ran out.

18. In the meantime, I had arranged for Suras to perform surveillance on Hotel Malaya to monitor the movements of these three Mongolian girls, but they recognised him. Apparently they become friends with Suras after that and he ended up spending a few nights in their hotel room.

19. When Abdul Razak Baginda discovered Suras was becoming close to Aminah he asked me to pull him out from Hotel Malaya.

20. On the Oct 14, 2006, Aminah turned up at Abdul Razak Baginda’s house in Damansara Heights when I was not there. Abdul Razak Baginda called me on my handphone to inform me of this so I rushed back to his house. As I arrived, I noticed Aminah outside the front gates shouting “Razak, bastard, come out from the house”. I tried to calm her down but couldn’t, so I called the police who arrived in two patrol cars. I explained the situation to the police, who took her away to the Brickfields police station.

21. I followed the patrol cars to Brickfields police station in a taxi. I called Abdul Razak Baginda and his lawyer Dirren to lodge a police report but they refused.

22. When I was at the Brickfields police station, Aminah’s own private investigator, one Mr Ang arrived and we had a discussion. I was told to deliver a demand to Abdul Razak Baginda for US$500,000 and three tickets to Mongolia, apparently as commission owed to Aminah from a deal in Paris.

23. As Aminah had calmed down at this stage, a policewoman at the Brickfields police station advised me to leave and settle the matter amicably.

24. I duly informed Abdul Razak Baginda of the demands Aminah had made and told him I was disappointed that no one wanted to back me up in lodging a police report. We had a long discussion about the situation when I expressed a desire to pull out of this assignment.

25. During this discussion and in an attempt to persuade me to continue my employment with him, Abdul Razak Baginda informed me that:
1) He had been introduced to Aminah by Najib Razak at a diamond exhibition in Singapore.
2) Najib Razak informed Abdul Razak Baginda that he had a sexual relationship with Aminah and that she was susceptible to anal intercourse.
3) Najib Razak wanted Abdul Razak Baginda to look after Aminah as he did not want her to harass him since he was now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4) Najib Razak, Abdul Razak Baginda and Aminah had all been together at a dinner in Paris.
5) Aminah wanted money from him as she felt she was entitled to a US$500,000 commission on a submarine deal she assisted with in Paris.

26. On Oct 19, 2006, I arrived at Abdul Razak Baginda’s house in Damansara Heights to begin my night duty. I had parked my car outside as usual. I saw a yellow Proton Perdana taxi pass by with three ladies inside, one of whom was Aminah. The taxi did a U-turn and stopped in front of the house where these ladies rolled down the window and wished me ‘Happy Deepavali’. The taxi then left.

27. About 20 minutes later the taxi returned with only Aminah in it. She got out of the taxi and walked towards me and started talking to me. I sent an SMS to Abdul Razak Baginda informing him “Aminah was here”. I received an SMS from Razak instructing me “to delay her until my man comes”.

28. Whist I was talking to Aminah, she informed me of the following:
1) That she met Abdul Razak Baginda in Singapore with Najib Razak.
2) That she had also met Abdul Razak Baginda and Najib Razak at a dinner in Paris.
3) That she was promised a sum of US$500,000.00 as commission for assisting in a submarine deal in Paris.
4) That Abdul Razak Baginda had bought her a house in Mongolia but her brother had refinanced it and she needed money to redeem it.
5) That her mother was ill and she needed money to pay for her treatment.
6) That Abdul Razak Baginda had married her in Korea as her mother is Korean whilst her father was a Mongolian/Chinese mix.
7) That if I wouldn’t allow her to see Abdul Razak Baginda, would I be able to arrange for her to see Najib Razak.

29. After talking to Aminah for about 15 minutes, a red Proton Aeroback arrived with a woman and two men. I now know the woman to be lance corporal Rohaniza and the men, Azilah Hadri and Sirul Azahar. They were all in plainclothes. Azilah walked towards me while the other two stayed in the car.

30. Azilah asked me whether the woman was Aminah and I said “Yes”. He then walked off and made a few calls on his handphone. After 10 minutes another vehicle, a blue Proton Saga, driven by a Malay man, passed by slowly. The drivers window had been wound down and the driver was looking at us.

31. Azilah then informed me they would be taking Aminah away. I informed Aminah they were arresting her. The other two persons then got out of the red Proton and exchanged seats so that lance corporal Rohaniza and Aminah were in the back while the two men were in the front. They drove off and that is the last I ever saw of Aminah.

32. Abdul Razak Baginda was not at home when all this occurred.

33. After Oct 19, 2006, I continued to work for Abdul Razak Baginda at his house in Damansara Heights from
7pm to 8am the next morning, as he had been receiving threatening text messages from a woman called ‘Amy’ who was apparently ‘Aminah’s’ cousin in Mongolia.

34. On the night of Oct 20, 2006, both of Aminah’s girlfriends turned up at Abdul Razak Baginda’s house enquiring where Aminah was. I informed them she had been arrested the night before.

35. A couple of nights later, these two Mongolian girls, Mr Ang and another Mongolian girl called ‘Amy’ turned up at Abdul Razak Baginda’s house looking for Aminah as they appeared to be convinced she was being held in the house.

36. A commotion began so I called the police who arrived shortly thereafter in a patrol car. Another patrol car arrived a short while later in which was the investigating officer from the Dang Wangi police station who was in charge of the missing persons report lodged by one of the Mongolians girls, I believe was Amy.

37. I called Abdul Razak Baginda who was at home to inform him of the events taking place at his front gate. He then called DSP Musa Safri and called me back informing me that Musa Safri would be calling handphone and I was to pass the phone to the inspector from Dang Wangi police station.

38. I then received a call on my handphone from Musa Safri and duly handed the phone to the Dang Wangi inspector. The conversation lasted 3-4 minutes after which he told the girls to disperse and to go to see him the next day.

39. On or about Oct 24, 2006, Abdul Razak Baginda instructed me to accompany him to the Brickfields police station as he had been advised to lodge a police report about the harassment he was receiving from these Mongolian girls.

40. Before this, Amy had sent me an SMS informing me she was going to Thailand to lodge a report with the Mongolian consulate there regarding Aminah’s disappearance. Apparently she had sent the same SMS to Abdul Razak Baginda. This is why he told me he had been advised to lodge a police report.

41. Abdul Razak Baginda informed me that DPS Musa Safri had introduced him to one DSP Idris, the head of the criminal division, Brickfields police station, and that Idris had referred him to ASP Tonny.

42. When Abdul Razak Baginda had lodged his police report at Brickfields police station, in front of ASP Tonny, he was asked to make a statement but he refused as he said he was leaving for overseas. He did however promise to prepare a statement and hand ASP Tonny a thumbdrive. I know that this was not done as ASP Tonny told me.

43. However ASP Tonny asked me the next day to provide my statement instead and so I did.

44. I stopped working for Abdul Razak Baginda on Oct 26, 2006 as this was the day he left for Hong Kong on his own.

45. In mid-November 2006, I received a phone call from ASP Tonny from the IPK Jalan Hang Tuah asking me to see him regarding Aminah’s case. When I arrived there I was immediately arrested under Section 506 of the Penal Code for criminal intimidation.

46. I was then placed in the lock up and remanded for five days. On the third day, I was released on police bail.

47. At the end of November 2006, the D9 department of the IPK sent a detective to my house to escort me to the IPK Jalan Hang Tuah. When I arrived, I was told I was being arrested under Section 302 of the Penal Code for murder. I was put in the lock up and remanded for seven days.

48. I was transported to Bukit Aman where I was interrogated and questioned about an SMS I had received from Abdul Razak Baginda on Oct 19, 2006 which read “delay her until my man arrives”. They had apparently retrieved this message from Abdul Razak Baginda’s handphone.

49. They then proceeded to record my statement from 8.30 am to 6pm everyday for seven consecutive days. I told them all I knew including everything Abdul Razak Baginda and Aminah had told me about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Najib Razak but when I came to sign my statement, these details had been left out.

50. I have given evidence in the trial of Azilah, Sirul and Abdul Razak Baginda at the Shah Alam High Court. The prosecutor did not ask me any questions in respect of Aminah’s relationship with Najib Razak or of the phone call I received from DSP Musa Safri, whom I believe was the ADC for Najib Razak and/or his wife.

51. On the day Abdul Razak Baginda was arrested, I was with him at his lawyers office at 6.30am. Abdul Razak Baginda informed us that he had sent Najib Razak an SMS the evening before as he refused to believe he was to be arrested, but had not received a response.

52. Shortly thereafter, at about 7.30am, Abdul Razak Baginda received an SMS from Najib Razak and showed, this message to both myself and his lawyer. This message read as follows: “ I am seeing IGP at 11am today … matter will be solved … be cool”.

53. I have been made to understand that Abdul Razak Baginda was arrested the same morning at his office in the Bangunan Getah Asli, Jalan Ampang.

54. The purpose of this Statutory declaration is to:
1) State my disappointment at the standard of investigations conducted by the authorities into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murder of Altantuya Shaaribuu.
2) Bring to the notice of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the strong possibility that there are individuals other than the three accused who must have played a role in the murder of Altantuya Shaaribuu.
3) Persuade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to reopen their investigations into this case immediately so that any fresh evidence may be presented to the court prior to submissions at the end of the prosecutions case.
4) Emphasise the fact that having been a member of the Royal Malaysian Police Force for 17 years, I am absolutely certain no police officer would shoot someone in the head and blow up their body without receiving specific instructions from their superiors first.
5) Express my concern that should the defence not be called in the said murder trial, the accused, Azilah and Sirul will not have to swear on oath and testify as to the instructions they received and from whom they were given.

55. And I make this solemn declaration conscientiously believing the same be true and by virtue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Statutory Declaration Act 1960.

Balasubramaniam a/l Perumal
July 1, 2008